2014-04-08 14:59:45来源:中房网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诚信”出了问题,从此之后“作假”便成了一种风气。记得年轻时,我们受到的教育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虽然当时“假、大、空”盛行,但那往往只是在官场中的事,而在学术界、工程界,在知识分子和一般百姓之中,“诚实”仍然始终被人们看作是一种美德,被当作是做人的道德“底线”。
还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社会舆论也在悄然的变化之中,好像“不说假话”就无法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前几年有部热播的电影《手机》,似乎就在讲述这样的故事,它告诉我们,“有一说一”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确实如此,“作假”就不再会被社会舆论所谴责,因为“作假”己经成了人们生存的手段。最近媒体连连曝光的“地沟油”、“豆芽菜”、“假药”、“假文凭”、“假大夫”、“假专家” 问题不一而足。
前些日子,因为工作的关系,去了国家会计学院,那里是培训国家高级会计人材的最高学府。朱熔基总理对该校有个题词,叫“不做假账”,现在这四个字己经成为这个学校的“校训”。“不做假账”居然成了校训,它与“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有着天渊之别,可见社会道德之现状。
当社会处在从理想主义向实用主义转变的年代里,在利益的驱动下,“不择手段”就自然成了人们所追捧的品格!记得还是在不久的过去,我还不只一次地、对别人信誓旦旦地夸下海口说:“我从来不做违心的事,也从来不说假话。”但是,现在我己经开始失去了这样的自信,因为在现实的生活之中,为了生存,我们己经堕落到不能不再“作假”。
“作假”在我工作的建筑领域无处不见,它像一种瘟疫在基本建设的每一个环节里蔓延。几天前,我去看望一位先生,聊起现在社会上关于“作假”的事。他告诉我这样的一个故事:前些日子一位建筑系的学生告诉他,现在的学生课余之后已经不再读书了,他们都在做设计挣钱。我的先生关心地问道:“你们都做些什么设计呢?”他的回答使我的先生大吃一惊,“我们都是帮着老师或者某个设计院做方案或者画图,对这些设计,并不要求你做得好,只要画出来就有钱拿,所以钱挣得容易。”
善良的人们也许不会理解,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做设计竟然不要质量!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围标”。“围标”是实行设计和施工招标之后出现的“新生事物”,是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为了保护自身利益的一种手段。参加围标的几家单位,首先约定让谁家中标,其他几家方案不要做得好,用这样的方法去确保一家的脱颖而出。有个朋友告诉我,有家施工单位,他们通过围标,向中标单位索取费用,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作假”的门道到处都是,不用我说,你也许比我知道得更多。
许多人现在不仅对“作假”习以为常,而且把不愿作假的人视为傻瓜,批评这些人“不明事理”、“木鱼脑瓜”!这种把“真实”掩盖起来而以为是“美”的现象,实在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当一个社会不以“真实”为美时,真理就不再存在。
在这样一个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社会里,凡是敢于作假者就容易获得利益,那是因为作假成本太低。这种风气已经从商界进入官场转而杀入学界,无孔不入。在一切都可以作假,一切都可以不择手段的风气下,建筑设计界的某些人,也己经不在乎在建筑形式上的“作假”现象了。就拿“建筑美”这个问题来说吧,我在《尤金- 艾曼努埃尔·维奥莱- 勒·杜克和他的结构理性主义》一文中,曾经介绍了19世纪欧洲建筑界的情况,他们把建筑美视为是“真理”,他们认为建筑艺术存在于它的艺术形式真实地反映它内部的使用空间和建造手段(材料、结构和构造)之中。但是要做到这点实在太难了,本事又不够,怎么办?干脆用一个投机取巧的办法,那就是“包装”。
朋友,我现在教你一个怎样做建筑设计的方法吧,否则你挣钱太辛苦。只要你肯放弃良心,放弃把建筑美视为是“真理”的理想,放弃“本质形式”与“艺术形式”之间的“相得益彰”,“漂亮”那还不简单!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去试试看。另外我还可以教你一个办法,同样的只要你肯放弃良心,不要把业主的钱当作是钱,你随便去花,就像CCTV 新楼那样,把建筑当作雕塑,这样做,你不仅可以挣到钱,而且还因为你是“造型艺术家”而收到名利双收的效果,岂不美哉!
“作假”这种现象在建筑历史上古已有之。种种复兴主义都伴随着“作假”。其实19 世纪一批建筑学者做的事情也只有一件,那就是追求“真实”,反对“作假”。他们反对为了视觉上的愉悦,而背离其建造的真实。因为无论是希腊建筑还是哥特建筑,以及中国的古代建筑,它们的艺术表现形式都是其使用材料所采用的结构方式的正确表达。也正是为了追求其艺术表现形式和其本质形式这种“相得益彰”的关系,所以建筑界的先知们主张:当材料进步之时,必须改变其艺术的表现形式,因为这是那些学者们在研究传统建筑中产生的信仰。
那么我们要问,这种信仰是否正确?如果建筑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其本质形式相“背离” ,究竟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不好?的确,圣·彼得大教堂就存在这种背离,19 世纪的火车站,如伦敦的潘克诺斯火车站就是这样的设计,前面是哥特复兴的板式建筑,背后是铸铁柱子举起的金属屋架,覆盖着玻璃的屋面,北京西客站也是这样的设计。为什么勒·杜克他们要对这类设计进行猛烈的抨击?
其实在那个时代的建筑理论并非只有勒·杜克一家,他是少数派,真正强大的理论是所谓的“学院派”,这些人把精通罗马的五种柱式和各种古代建筑的立面设计,视为建筑师能力的表现,但是他们也处在苦恼之中,因为在工程的实践中,这种表里不一,造成了功能的不合理以及结构、构造的困难和投资的增加。水晶宫的建设使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建筑理论家们感到了希望,这时的社会己经开始被资产阶级所控制,资本家从投资的最大利益出发,也反对火车站那样的设计,因为那时不仅火车站,连工厂也要做一个古典式的立面,这需要多花很多钱。
阿诺尔德·维特克(Arnold Whittck)在《20 世纪的欧洲建筑》一书中,曾经举例说明了当时在英国的情况,他说,在钢结构出现之后,人们试图用钢结构去建古典式样的建筑,但是感到困难的是,如果不改变古典的砖石结构的立面,钢结构承受不了那沉重的“荷载”,所以建筑师们不得不减少立面的起伏,减薄墙体的厚度,这就是“净化建筑”的开始。书中指名道姓地指出了第一栋这样的建筑是伦敦哪条街上的哪栋房子,阿诺尔德从经济的角度阐述了建筑艺术的演变。所以艺术的背后是建筑的伦理,艺术理论的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的需求。今天我们之所以要反对“作假”的标新立异的建筑思潮,固然有艺术观点之争,更重要的是对投资的有效性之争,是如何将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服务之争。
读到这里,我相信你应该己经明白了,上述发生在19 世纪建筑理论上的争论,表面上看是对艺术之争,实际上这种争论的答案己经不可能再从艺术理论的本身去寻找了。因为任何艺术理论必须在艺术实践中去接受检验。艺术理论的正确与否只有社会才有审判权。所以学院派的理论被打倒的根本原因,并不是靠勒·杜克的几本书的说服力和他的一个方案设计,而是因为他为解放建筑创作思想,解放生产力提供了理论依据,而这种理论依据有希腊、罗马、哥特建筑的传统精神。所以他的理论能逐渐被学术界,进而被社会所接受,因为他的理论反映的是新材料的天性,新结构、新工艺的天性,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有了资产阶级的支持,他的理论才能变成现实。而且因为这个理论是促进生产力的理论,或者简明的说,是借助科学的力量来改变建筑形式的理论,是少花钱多办事的理论,是节约地球资源,为取得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理论,所以一百多年过去了,一旦人们又重新关注建筑的物质性、经济性、社会性时,人们总要想起这个理论。只有这样的解释才会令人信服的说清为什么现代主义建筑运动能够得以成功,为什么建筑的艺术表现形式在20 世纪会发生天翻地覆地的变化,为什么勒·杜克的理论的影响广泛、深刻而持久。
但是因为建筑作为社会存生,所以必然受到社会各阶层及各种具有不同文化观念的人的关注。中国人有句成语“盲人摸象”,建筑就是一只大象,在不同的人来观察建筑之时,由于视角的不同,大象也呈现着不同的形象,因此自古以来还产生了许多不同的对建筑的认识和形形色色的建筑流派。《现代建筑思想的演变》一书中,彼得·柯林斯描述了这个现象,其中特别提到了艺术家们对建筑的影响,因为艺术家们与建筑师不同,他们不承担建造的责任。一些19 世纪以前在欧洲所建的古城堡就是由画家所设计的。由于画家不懂建筑,其形式和建造及功能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在他们的眼中,技术是为艺术服务的,因为他们是艺术家。而在传统建筑师来看,这些画家根本不懂建筑的本质,根本不懂希腊和哥特,因而根本不会把这类建筑看在眼中。所以,19 世纪的建筑学者对他们设计的建筑嗤之以鼻,包括圣·彼得大教堂。所以,彼得·柯林斯认为结构理性主义是建筑师的工程素质的反映,而不是造型艺术家的理论。这些艺术家的理论时隐时现地出现在建筑史中,包括形形色色的先锋派的理论以及玩世不恭的后现代主义等等。建筑师们与艺术家不同,应该更多地承担社会的责任,所以对于艺术家的理论应抱有审慎的态度。
当今中国建筑界出现的种种形式主义之所以猖獗,其原因是深刻的,正如前文所说,对于种种建筑艺术理论必须到社会实践中去寻找产生这些理论的社会根源,正本清源应该是建筑理论界的当务之急。19 世纪西方世界的一次正本清源,带来了20 世纪的建筑革命。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建筑业走上繁荣昌盛的局面,建筑理论界必须有所作为,这种作为包括向社会宣传正确的建筑观。
下面我想用梁思成先生的一段话作本文的结束。1932 年梁思成先生在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的信中说:“非得社会对建筑和建筑师有了认识,建筑不会得到最高的发达。……如社会破除(对建筑的)误解,然而才能有真正的建设,然后才能发挥你们的创造力。” 梁先生终究是位哲人,80 年前已经看清了中国人对建筑的误解。
作者单位
季元振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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