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建筑寿命

  前几天朋友邀我去参加一个关于建筑地下工程防水技术的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建筑的防水如何与建筑同寿命的问题。

  谈到寿命，原本是指生物的寿命。生物是有生命的，有生命才有生和死，才有寿命的问题。除生物之外，其实万物都是有寿命的，包括所有的“人造物”在内：无论是汽车、飞机、火车、人造卫星等等，直到各种生活用品，服装、电脑、电视、手机等都是这样。对“人造物”来说，人们普遍认为当它的“使用价值”丧失时，它的寿命己经结束。各种人造物的寿命是不同的。

  在所有的各类“人造物”之中，建筑物的寿命大约是属于最长的那一类的了。到底建筑物的寿命可以达到多长，其实至今人类还是没有研究清楚的。我们撇开那些已经失去使用功能意义的建筑物或构筑物不谈，这类建筑如埃及神庙、希腊神庙、中国的长城、玛雅人的祭坛等等，就说还具有原建造时的建筑功能的建筑的寿命，并且仍然质量很好的建筑，其寿命长达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也有不少。罗马的万神庙(穹顶直径43.2m，顶端高度也为43.2m)就是其中的一个。它建于公元125年，至今寿命已接近2000年了。至于欧洲中世纪教堂，那就多了，它们至今都有600年到800年以上的历史。巴黎圣母院、科隆大教堂、西敏寺教堂、牛津大学神学院等建筑，现在都是活着的建筑。至于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建筑，例如佛罗伦萨主教堂(外层穹顶直径45.52m，教堂总高107m)、圣彼得大教堂(穹顶直径41.9m，内部顶高123.4m)、圣保罗大教堂等就举不胜举了。这类建筑大多是宗教类的建筑，因为宗教没有死亡，所以建筑还活着。

  就人类的建造技术而言，建筑的寿命是可以很长很长的；这与汽车、飞机等的寿命不同，因为人类目前还没有技术使这类产品做到长寿。

  既然所有建筑几乎都可以成为“世纪老人”，但为什么当今中国这样的建筑却并不普遍？那么决定建筑寿命的因素究竟有哪些呢？我们应该如何来决定建筑的寿命，就成了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在今天，在中国正在大规模进行基础建设的时期，研究建筑的寿命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投资、经济、地球资源的可持续、未来的城市发展等等问题。

  那么建筑的寿命指的是什么呢？一般的人们认为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由于长期的、自然的、气候的作用，风吹日晒、空气污染，建筑材料被侵蚀，新房子变成了旧房子，最终使建筑物遭到破坏，人们放弃了对这些建筑的维护，这就是建筑的寿终正寝。但这仅仅是建筑死亡的一小部分原因。大量建筑的死亡是由于建筑遭受到了不可抗拒的自然的或人为的灾害而造成的。这些原因包括建筑遭到地震、洪灾、风灾、火灾、雷击等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的破坏；也包括战争、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人们主动对旧建筑进行破坏和拆除，扼杀了建筑的生命。

  在欧洲，由于战乱和“蛮族”的统治，人为的原因才造成了罗马教堂的衰落和死亡。中世纪哥特教堂的兴起伴随着封建神权的独裁。但是由于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存在，所以哥特教堂仍然保留至今。类似的情形中国社会同样存在。中国木构建筑的艺术水平在唐朝达到了顶峰，但至今被保留者仅存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南禅寺两处佛殿；其余除自然灾害破坏外，大多是被战争和人为原因故意所致。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有一段记载，摘录于下：“唐代佛寺道观，功德所注，多在壁画塑像。两京寺观，几无不饰以壁画，吴道子、尹琳、杨廷光、韩干之流，均以壁画名于当代，而杨惠之、窦弘果之辈，则以塑像名著也。安史乱后，至唐末五代，兵燹频仍，会昌显德两次灭法，建筑绘塑遭大厄，加之以木构难永固，吴杨遗作至今遂荡然无存。” 1 所谓“灭法”，就是因为皇上不信佛，故下令将所有佛殿毁光。佛光寺、南禅寺因地处深山老林，政令不达，才免于“死刑”。不仅唐朝如此，直到21 世纪的中国仍然如此。20 世纪北京城的改造和“文化革命”不知中断了多少中国建筑的“寿命”。当今新农村的建设又不知毁去了多少有价值的传统城镇、村落和精美的传统建筑。

  所以中止建筑生命的原因，除去技术层面的，更多的原因是社会的。在社会原因中，由于社会的进步，那些原有建筑的功能不能适应，而且这些建筑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不大，需要重建，这是正常的规律。但是很多情况不是如此，上述中国建筑中发生的现象都是属于人为的破坏，是因人们的无知和狭隘所造成的。这是我们应该记取的教训。

  中止建筑生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建筑初建时的质量和对该建筑寿命的预期以及城乡建设规划的前瞻性问题。20 世纪70、80 年代所建建筑现已毁掉不少，大多是由上述原因所致。所以建筑的寿命是与建筑所处城市的规划的“稳定性”与“持久性”相关。一个民族建筑寿命的长短反映的是这个民族在基本建设问题上的“科学性”和对建筑寿命的“期望值”；在这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相比存在很大的不同，现作一粗略的对比。

  中西方在建筑文化观念上的不同，我曾在《建筑是什么》一书中有所讨论。现在就对建筑的寿命问题，即对建筑的“耐久性”问题的看法和对建筑寿命的“预期”，两种文化的差异，再作一些说明。中国人对建筑的认识，是在长期的中国社会制度、经济和文化中形成的。一般的中国老百姓由于长期的贫困，认为建筑的目的，就是为了遮风雨、避寒暑，没有过高的企求。由于几千年来朝代的不断更迭，中国的百姓历来惯于生活在战乱、动荡的环境之中，所以他们对建筑寿命的期望是不高的。中国的封建皇朝，长的300 多年，短的几十年，甚至几年，这种更迭，大多以“武力胜负”的形式出现。

  战争中，纵火烧房是最常用的办法，据传，项羽反秦，火烧光了“阿房宫”，所以连帝王建筑的寿命都不太长，何况民间的建筑呢？即使在中国封建社会最为稳定的时期，所谓的“贞观之治”到“开元之治”，或者“康亁盛世”，其实真正没有战乱的时间也都不算长(也就百年左右)。到了唐玄宗(开元之治)，“安史之乱”爆发。到了乾隆末期，白莲教起义，百姓又处在战乱之中。杜甫生活在盛唐，他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反映了安史之乱给建筑造成的巨大破坏。

  政局的多变，即使是社会的上层，所谓官宦人家，其命运也掌握在皇权之手，往往是朝不保夕。今日的王公贵胄，明日可能就是阶下囚。而且在这种封建统治之下，一人犯法株连九族，抄家和没收房产是必然的措施。《红楼梦》所描绘的贾府就反映着中国社会特有的这种现象。这也与欧洲社会历史上，存在着一个相对稳定的贵族社会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这种社会结构之下，谁还会奢求建筑的永恒呢？

  由于中国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围绕着家族的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社会生活很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民众的交往大多以家族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缺乏欧洲那样的社会性的大型公共建筑(大剧场、交易所、大浴场、斗兽场、体育场)的经济结构上的原因。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为了统治的稳定性，统治者十分害怕民众之间的社会交往，所谓“结党营私”就是当时最大的罪名，就连大臣们之间也不能随意走动，以防“朋党”之嫌。封建统治压抑了人性，更使得大型公共建筑的类型在中国不能得到发展。

  中国的传统建筑主要是居住类的建筑，宫殿也是皇家的居所，衙门就是官家的府邸。前面办公，后面居住。公共建筑如祠堂、庙宇等建筑，建筑单体都不大；在建造术方面采用了与居住建筑相似的方法。

  由于大型公共建筑功能和技术复杂，所以是建筑进步的“领头羊”。中国传统建筑失去了这个“领头羊”，也是造成中国建筑的营造技术在封建社会不能进步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西方社会，建筑发展走着与中国建筑不同的道路，在对待建筑寿命的期望值上，也远远不同于中国人。

  从埃及神庙开始，希腊神庙、罗马神庙、拜占庭教堂、哥特教堂、东正教教堂、宗教改革后的教堂，一路走来，欧洲建筑在古代的发展中一直有着一只“领头羊”在领跑，这就是宗教建筑。紧跟其后的是欧洲的公共建筑，比如希腊剧场、罗马斗兽场、交易所、公共浴室等。到了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公共建筑的类型就更加丰富了。剧院、银行、法院、交易所、工厂、火车站、码头等为资本主义发展和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建筑都陆续产生。

  由于在西方建筑的发展史中，宗教建筑一直是他们社会最为重要的建筑类型，他们的建筑传统文化中，一直包含有宗教建筑文化的内容。我以为，其中有以下几点是与中国建筑传统文化很不相同的。

  1. 西方人追求建筑寿命的永恒性。这种永恒性是因为宗教建筑不是为人的居住而建造，而是为神或者上帝而建造的。因为他们认为上帝是永恒的，所以建筑也同样追求永恒。不管政权如何更迭，宗教建筑是不会被破坏的，除非是战争。

  2. 为了永恒，建筑的结构安全性必须放在建筑诸要素的首位。“坚固”成了建筑三要素之首。(古罗马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建筑三要素：坚固、实用、美观)

  3. 因为对建筑寿命的高期望值，欧洲大多数建筑都选择石材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而民间的居住建筑，由于对它建筑寿命的期望值较低，所以采用木结构的也不少。至于贵族的府邸和城堡，有着保持贵族的社会地位的稳定的社会条件，他们同样选择以石材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在中国，这种建筑现象同样存在，当中国人期望这类建筑的耐久性好时，同样采用砖石结构，例如佛塔、陵墓和桥梁等。

  4. 为了追求建筑的永恒，也是由于对宗教建筑寿命的预期值高，欧洲工匠在建造时，慢工出细活，把建造的质量放在首位，从不抢工。一个教堂要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也并不稀奇，这是因为宗教的稳定性。例如西班牙高迪设计的“神圣家族教堂”从19世纪末开始建造，至今已100多年，还需多少年才能建成也不知道。这种慢工出细活，毫无功利色彩，工匠们抱着虔诚的心，他们是用心在建造，这就是西方建筑艺术的最高造诣产生在教堂和神庙之中的原因。一个建筑的建造要花费一、两百年，证明了建造者对建筑寿命的预期，起码在千年以上。

  5. 中国的传统建筑主要是居住类的建筑。因为人的寿命的短暂，再加上中国社会长年的不稳定，中国人希望寻找快速建造的方法，传统木构就是最好的方法。预制装配体系和快速建造，成了中国建筑文化的重要部份。中国的皇权使得中国的工匠只能因循守旧，一旦皇宫已经建成，任何建筑都不能超越它。封建统治不利于发展中国工匠的创造精神。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相信你一定会相信中西方建筑文化的差异了。那么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的建筑传统呢？我们应该如何来选择建筑物寿命的预期呢？

  要选择对建筑物寿命的预期，首先应有一个长期稳定的城市规划。如果城市规划是稳定的，我们提高建筑物寿命才有意义。近年来，大批新建的建筑被毁，其原因就是由于规划的改变。北京建都之时，若听从梁思成、陈占祥先生的《建议》，尊重前人对北京城的规划，保留整个北京古城，其意义之大是无法比拟的。规划的延续性不仅关系到几幢建筑的寿命，而且关系到整个北京古城的寿命，关系到几千年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问题。

  梁、陈的《建议》是根据西方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近现代的文物保护理论提出的，是西方人的思想。

  在欧洲建筑的发展过程中，欧洲人也曾经因战乱和“蛮族”的统治，使得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文明湮没了上千年，直到文艺复兴，才重新被发现。欧洲人从他们的这段历史中总结了经验和教训，建筑文物的保护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这个经验教训不仅是欧洲人的财富，也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当今中国人在进行大规模城市建设中，我们应该吸取这个宝贵的历史经验。

  欧洲人在城市规划上的“科学性”、“前瞻性”、“稳定性”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我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情况。一个是彼得堡，这是一个18世纪初(1703年)才开始准备建设的新城，迄今只有300年的历史。300年来，俄国人坚持着彼得大帝时代当初规划的设想，经过一代代城市管理者、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努力，使彼得堡成为了世界最美的城市之一。彼得堡地处一片沼泽地，河网密布。1716年开始城市规划，1725年设立彼得堡建设委员会。他们为了把被河网分割的岛屿联成一个整体，首先建设了13座桥，确定了城市的道路系统。他们决定在华西里岛前，涅瓦河分叉的地方，建造城市的建筑中心，以给从波罗的海来的远方客人以强烈印象。当时所建的彼得保罗教堂(1733)、美术陈列馆(1734)等建筑确定了市中心的位置。从规划入手建设是欧洲人的传统，其实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也是规划先行的。对规划的尊重既是对前人的尊重，也是为了阻止建筑的大拆大建。彼得堡300年来所建之重要建筑质量都很好，都被保存下来，其建筑风格都有创新，成为了彼得堡的石头的史书2 。我相信他们对这些重要建筑的寿命预期，大约是千秋万代。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新城，巴西的巴西利亚。这个城市是20世纪50年代才开始规划建设的，当时的巴西总统为了发展中部经济，决定迁都至巴西利亚。该城市是由巴西建筑师尼迈耶所负责规划设计的。50年来，城市完全按照规划建设，任何一届政府都尊重这个规划。这也是实现规划设计的“稳定性”的前提。由于规划设计的“科学性”和“前瞻性”，这个美丽的城市，已经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定为文化历史名城。50年已经成为“历史”！

  我是七、八年前去那里的，有两件事对我有所震动。一件事是它的道路系统，中心地区的道路采用小的立交系统、很经济，没有红绿灯。道路是单行线，道路中央的绿化带很宽，掉头的道路成曲线，汽车掉头不必减速。我相信50年前城市初建时，那里的汽车不会多，现在汽车已经很多了，但并不堵。由此可见，巴西人对城市道路的规划和建设是高瞻远瞩的。一次投资虽然大一些，但总投资则经济得多。这里反映的是他们对市政建设寿命的预期。

  另一件让我吃惊的是尼迈耶在规划巴西利亚时，把他的“规划设计工作室”也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大家知道，当时的巴西利亚是一片荒野。为了提高效率，他们搞“现场设计”。设计就需要临时工作室，为了经济，工作室是一组平房，现在这组平房就是巴西建筑学院的一部分，巴西的建筑学会也设在这里。尼迈耶工作室的墙面上是绘制的规划草图，这里成了“文物”！这就是尼迈耶对他的临时工作室寿命的预期。

  大家都知道，凡建设都要投入，追求每次投入的最大产出是现代工程设计的最重要的原则。每每看见当今中国大拆大建的现状，你难道不心疼吗？

  欧洲人搞建筑工程，因为对工程寿命预期长，所以从不急急忙忙、慌慌张张。我曾经在伦敦看见他们在盖一幢钢筋混凝土框架的建筑，几个月过去了，房子仍然那样，好像没有进展。那时我住的房子是20 世纪30 年代的建筑，已经60 多年了。它的暖气供应是一个自动化的燃气小锅炉，无人值守。每年到冬季来临前，燃气公司派人来点火，锅炉已经运行几十年，一点没有问题。我们现在的燃气锅炉的寿命有那么长吗？

  到欧洲去旅游，路边常会遇见工人在修路，那个细致劲儿，让你目瞪口呆。这是因为修好的路要质量第一，他们希望能用很多年。小时候，有个电影“华沙一条街”，描写二战时，波兰人民地下抵抗组织反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故事。电影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场景，就是华沙的地下城市排水系统。其地下排水管线的直径有好几米，简直可以开汽艇，游击队员就在地下排水管里与法西斯对着干。不仅华沙如此，欧洲很多城市都是如此。地下管线被称作是城市的良心。

  这就是欧洲城市的建设标准，反映的是他们追求城市建设的一劳永逸。上面介绍了西方人对建筑工程寿命的预期，现在再看一下中国人的现状。中国现在制定的建设标准与欧洲相比，实在太低。拿城市排水系统来说吧，据说是按30 年一遇的暴雨强度来设计的，但是每年到雨季，多少城市要被淹！就连北京也不能幸免。我们把钱都花在城市形象上了，但是我们又得到了好的城市形象了吗？至于地下工程，谁愿意花大力气去搞呢？大约是地下工程没有“形象”，因此看不见政绩。

  再说建筑的寿命预期吧！现在的设计标准一共有两个：99% 以上的建筑的“建筑设计合理使用年限”是50 年，只有极为重要的建筑是100 年。我不知道这个标准是怎样制定出来的？为什么要这样定！

  把标准定在50 年，对于木结构的建筑是可以的，因为木结构的耐久性比较差。这个标准几乎是几千年来中国普通老百姓传统居住建筑的标准。如上文所说，中国人传统建筑观念产生于木结构的建筑文化之中。古时候人的寿命都不长，所以50 年的概念，就是一代人一套新房的概念，如果20 岁结婚住新房，到70 岁，已是古稀之年。

  建筑的寿命50 年足矣。这是因为木结构建筑无论是建造还是拆除都十分方便。拆了再盖、盖了再拆，就是一部中国传统建筑的历史。但是到了21 世纪，现在的建筑材料以钢筋混凝土为主，而且大量的建筑都有地下室，这样的建筑怎样改造？怎样拆除？难道50 年以后我们还准备把现在的城市再重新翻建吗？如果翻建，且不说造价之高无法接受，建筑垃圾也没法处理。

  混凝土是一种永久性的建筑材料，为什么我们不能提高对混凝土建筑的寿命预期呢？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天然混凝土已经产生，穹窿顶都采用了这种技术。罗马的万神庙已经建成近2000 年，如果我们做好对钢筋的保护，耐久性应该是很好的。这样一次投资可能要提高一点，但从长远来说，一定会更经济。这就像欧洲城市的下水道，一劳永逸。

  现在建筑设计规范规定的“50 年的标准”，常常使我莫明其妙。前些年，我买了一套住宅，其使用权是70 年。难道开发商卖给我的房子，是让我有十几年的时间居住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建筑中的吗？幸好我年纪已大了，不会活到那个年代。其实我们现在居住的建筑到底耐久性如何，只有天知道！

  后记：

  文章刚写完才半个多月，又爆出新闻： 9 年前，在沈阳耗资8 个亿建成的体育馆现已被拆除。据说，该馆曾是国内最大的室内体育馆。为了害怕遗忘，以记之。

  作者单位

  季元振 /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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