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理论神话”，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樊纲日前接受《中国房地产金融》专访时这样表示。

  樊纲所提到的“理论神话”是指，西方国家通过货币超发，实行低利率与零利率，相当长一个时期没有通货膨胀，于是有的人就认为货币多了也不会有通货膨胀。这种“理论神话”的错误在于仅仅以衡量商品的通货膨胀来衡量高通胀，忽视了资产的通货膨胀。

  樊纲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曾两次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几十年来一直潜心学术和政策研究，是极具影响力的政策建议者，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暨“过渡经济学”。在接受记者专访时，樊纲还对桥水创始人达利欧的“周期”判断，对俄乌战争的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争议与未来经济前景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独到而深刻的解读。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一、美国高通胀的现实打破了过去那些“理论神话”

  《中国房地产金融》：美国5月CPI同比增长8.6%，超出了预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现在就反思说严重低估了这次美国通胀。去年同期她始终认为美国通胀是临时的，过一阵子就会回去。对美国通胀趋势您怎么看？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樊纲：这是真正打破了一些人关于货币和通货膨胀关系所谓的一些理论神话。他们认为虽然西方国家这么多年货币超发，实行低利率甚至零利率，但是并没有什么通货膨胀。前些日子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还都是这个口径：通货膨胀是暂时的，不会有长期的通货膨胀，否认超发货币的影响。

  现在高通胀的现实打破了这些“理论神话”。其实，即使没有商品的通货膨胀，过去这些年也发生了资产的通货膨胀。2008年次贷危机，危机是什么？是房产的通货膨胀与股市的通货膨胀。最近的资产膨胀是什么，就是这几年美国股市和债市的资产泡沫，也有房地产的泡沫。

  过去这些年美国之所以没有出现商品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商品供给充足，需求扩大了也没有出现大的供给不足的问题。全球化导致了全球生产供给大幅度提高，美国是国际货币的发行者，得益于全球化，他在全世界发行货币，提出需求，在全世界买东西。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它既能为商品定价，交易商品，同时也能为资产定价，中介资产的交易。资产有两大类，一个是房产，一个就是金融资产。2008年之前，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高涨，最后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破裂，金融资产市场也跟着破裂。

  现在的情况非常类似，前几年货币超发，大部分货币首先流向了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美国这两年房地产也大涨。有一段时间美国的情况是人们拿着每个月政府发给的补贴，直接投到了股市，把股市炒得很热，这也是通货膨胀，是资产价格的膨胀。而货币发多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必然会引起商品价格的上涨。过去全球化导致美国市场上供给充裕，通货膨胀当然比较低。但是这一次，先是新冠疫情扰乱了全球商品的供给链，从生产到运输，都出现了问题，供给相对萎缩；然后，乌克兰危机使得大宗商品，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粮食供给萎缩，价格上涨。上游大宗商品价格一定会传导到下游的消费品价格上，因此人们对消费品价格通货膨胀的预期马上形成。总之，当产品的供给无法满足由货币超发而形成的大量需求、供求关系出现失衡的时候，商品通货膨胀也就如期而至！不是货币多发了也不会有通货膨胀，而是在市场条件具备的时候，货币超发所导致的通货膨胀也一定会从资产价格的膨胀，漫延到商品价格的膨胀！

  二、达利欧的判断有一个错误：周期不能从崩盘说起

  《中国房地产金融》：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日前曾表示，现在和1929-1945年的世界局势非常相似。1929-1945年出现了经济萧条、经济繁荣，陷入到战争的大周期。您如何看这个判断，如何看当前的局势？

  樊纲：他的说法有一个错误，周期不能从崩盘说起，要从过热说起，要放在经济波动的原因和后果的分析上，不一定对应某一个历史时期。

  1929年之所以爆发了金融危机，前提是20年代西方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持续高涨，股市泡沫、楼市泡沫，通货膨胀也在上升。“擦皮鞋的都去炒股”，就是那时期的事情。结果导致了1929年的大危机。我们当前的情况要说像什么时候，其实是像1929年危机爆发之前的情况。危机真的来了，发生“大萧条”了，就要发生通货紧缩了。

  1929年到1945年经济一直低迷，先是10年大萧条，1939年之后打了二战，一直到1945年整个世界处在低谷，死了几千万人口，经济大面积收缩，世界经济到了1954年左右才恢复到大萧条以前的水平。二战在一定意义上是大萧条的结果，因为大萧条导致了人们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对生活状况不满，于是一些极端思潮就产生了，争的土壤。

  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全世界再出现一次大的经济危机，一次大的经济萧条，后果也是不可预测的，确实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与对待。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的政策，世界经济总的来讲恢复还是很快，2008年、2009年相当于一个小波动，没有形成一个大波动，然后形成了世界经济仍然快速增长的局面。

  新冠疫情之后，美欧加上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采用了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力度发行货币，发行政府债券，推波助澜形成了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一方面发达国家股市持续高涨，美国楼市也持续高涨，这些是靠着发货币与债券刺激出来的。另一方面疫情发生时各种需求的疲软，最初供求关系没有发生大的失衡。但是，目前的高通胀表明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已经失衡了。

  高通胀一下又回到了40年前，通胀甚至滞胀的风险非常明显。现在确实应该有一种危机感。对未来市场的走势我们要提高警觉，并做好防范各种负面事件的准备。

  三、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存在一个重大的误解

  《中国房地产金融》：在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4万亿刺激在学界讨论较多。从历史看现在，您有何感想？

  樊纲：怎么看待中国的宏观调控？大家老说过去的教训就是“大水漫灌”，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讨论讨论，谈谈我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有一个重大的误解。误解就是2008年-2009年的时候，中国采取了“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我们得稍微分析分析。

  中国有两次比较明显的通货膨胀。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2-1994年时候，一次就是2007年与2008年，通胀相对高一点。2008年金融危机，2009年又实行了一些刺激经济政策，两次经济过热导致了一些经济的波动。

  改革开放40年，主要的经济波动是这两次。上世纪90年代初之后，当时也实行了宏观调控，经过了90年代中期的一轮调整，到了2003年-2004年开始进新的高涨，一直到2007-2008年，我们通过主动采取宏观调控把泡沫压了下来。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了，2009年实行了刺激政策。大家都有一个概念，说4万亿是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大的刺激政策，是实行了“大水漫灌”的货币政策。

  但是实际上仔细分析一下，当时说的“4万亿”，是2009年与2010年两年的支出，一年只有2万亿。2万亿中有哪些是刺激政策？也要具体分析一下。什么叫刺激政策？刺激政策必须是无中生有的需求，必须是由财政赤字导致的新的政府支出，这才叫刺激政策。必须是财政赤字，才可以说是刺激政策。其他的政府支出，包括搞经济建设的支出，如果是来自正常的财政收入，那只是正常的转移支付，不属于刺激政策的范畴。

  那么当年财政赤字是多少？9,500亿，占GDP的比重是2.8%，并没有多少，我们现在平常要到3%左右。2008年的时候，赤字占GDP的比重是1.9%，我们可以把这1.9%当作一个“正常的”也就是每年都会发生的财政赤字，只把增多的部分当作这一年为了刺激经济而额外增加的赤字。按照这样的算法，2019年赤字年确实增长了0.9个百分点，相当于四五千亿的GDP。也就是说，当年中央政府采取的额外的刺激政策，只有四五千亿，而不是2万亿，更不是4万亿。

  但是那一年为什么上了那么多项目？为什么经济过热？真正的原因不是中央政府安排了多少财政赤字，而是在中央政府允许甚至是鼓励的条件下，那一年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量借贷进行投资。借钱就不是财政支出，但也是政府的借债、政府的赤字。地方政府向金融机构借钱，赶紧搞一些项目。一下把地方融资平台放出来了。从1994年到2008年的15年时间里，地方融资平台借款的存量总量仅1万亿，2009年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地方融资从1万亿一下涨到7万亿，也就是一年时间地方融资平台借出了6万亿。

  6万亿融资相当于什么？它占到了GDP的18%，如果把中央政府的融资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加在一块，那可就大了。我们的财政赤字当时世界上确实是最大的，当时国际上一般是7%~9%。

  真正的问题在这儿。而这其实是1992年-1993年经济过热的老问题，那时商业银行刚刚成立不久，商业银行还是地方政府任命领导人的机制，它相当于是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第二个口袋”。地方政府让你借钱你得借钱，所以当时地方政府拼命发贷款，中央政府就给他运货币，当时没有电子货币，没有支付平台，就是靠现钞，当时运钞票都运不过来，导致了那一轮过热。

  后来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改革了预算法，停止了地方政府借款。直到2009年又把地方融资平台放出来了。

  这是一种机制变化导致的被动的货币发行。当时也没有采取多么主动的中央政府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也没有说是利率降得很低。主要的问题都是地方政府借钱的口子放开了，地方政府不考虑还款，他能借多少借多少，就产生了大量的货币需求。中央银行其实是做“配合性”的货币发放，发出了很多货币。

  我们想一想，过去的40年，其实中央政府从来没有真正大规模、有计划、按步骤地实行宏观刺激政策（形象地说，没有像“拧水龙头”那样有控制、有步骤地执行的宏观政策），几次“货币超发”，都是“被动”的、被地方政府推动的。中央政府反倒是在必要时采取了很多紧缩性的、防止过热的调控政策，比如2007年与2008年的时候，为了防止过热，贷款不让贷，项目不让搞，采取了很多防过热的政策。从中央政府角度来看，我们的问题反倒是在该加大刺激力度的时候，往往没能采取有步骤、有控制的、规模足够大的宏观刺激政策，导致经济下滑的趋势迟迟得不到遏制和扭转。

  四、没有乌克兰危机，美国也在千方百计挑起事端

  《中国房地产金融》：俄乌战争正在进行，何时是个头还未知。您如何看俄乌战争对世界的影响？

  樊纲：没有俄乌战争，美国也在挑起事端，也在千方百计遏制中国发展。在2018年以前美国就提出了遏制中国的战略，特朗普政府把问题推到了前台，开打贸易战，正式把遏制中国的必要性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不仅动员社会精英，还动员了整个社会，两党一致把中国崛起视为美国最大的威胁，采取各种措施遏制中国发展。

  俄乌战争让他们又有了一些新的借口，来割裂世界经济体系。拉一派打一派，仿照冷战时期美国、欧洲和一些其他的国家结盟对苏联和东欧实行封锁。

  从国际政治角度，我们面临最重大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美国对中国的遏制。现在很多事情都需要从这个角度思考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思考新的发展阶段应该采取哪些战略的选择。

  五、很多不确定因素，中国仍需发挥“后发优势”

  《中国房地产金融》：目前中国发展面临不少不确定因素，比如疫情、战争及中美摩擦等，对于经济前景，您有什么样的展望？

  樊纲：现在确实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是还是应该看到长期发展的潜力，疫情的冲击是短期的，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能否保持长期、持续的增长。

  美国对我们的遏制目前是主要问题，遏制会层层加码，他们会一直在搞事，一直会针对中国搞出点新的事情，不管是台湾、南海与印太，还是在科技、贸易方面等等，各个领域美国政府机构都制定了目标，各个部门也都出台各种政策围追堵截。

  美国人不傻，他看到了中国能够持续增长，是因为中国不仅在早期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中国这40年来发挥了“后发优势”。什么叫后发优势？后发优势就是用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迅速学习、吸收、消化、引进发达国家在过去几百年的知识、技术、科技等。

  美国人说我们是“偷”，但其实什么叫“偷”？我们每年引进专利就花了很多亿美金，留学生去留学也是要花很多钱。学习获得的绝大多数知识，都是不受专利保护，或者是已经脱离了保护期的。

  美国认识到这一点了，说“偷”只不过是他的借口，现在这句话他也不再说了，已经说不过去了，因为有些比较前沿的领域我们已经超过他了。

  而他在做事情。什么事情，就是要切断中国发挥后发优势的各种渠道，包括不让中国留学生去学习某些专业，不跟中国科学界进行各种交流，不卖这种技术那种技术、这种技术设备那种技术设备，同时在各种产业领域里对很多的中间产品、各种零部件实行断供，这些都是为了切断我们发挥后发优势的渠道，这些举措对我国的发展是有实际影响的。

  过去老有人批判我们自己，这也做不出，那也做不出。其实我们四十几年的发展达到了这个水平，已经很了不起。人家是几百年的发展，应该说很多领域还是走在前沿。我们有很多东西不会做很正常，我们很多领域都没有到达真正的前沿，在没有到前沿的时候，最优的发展途径不是自己去研发，而是直接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发挥后发优势。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升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这会是一个过程，不可能一个晚上就都能自主创新。到了前沿必须自己研发了，不到前沿的时候，从企业的角度来讲，直接引进是最节省成本的、最合算的。因为企业研发花很多时间、精力，投了很多钱，研发出的东西别人早搞出来了，还不如先搞引进。

  现在的问题是，当我们还处在不到前沿、相对比较落后的时候，美国把学习引进消化的渠道给封锁了，这对我们会有巨大的影响。一些科技产业企业遭到美国的“断供”，产品产量大幅下滑，原因就是拿不到各种中间产品和设备。

  美国的这种遏制政策，迫使我们只能提前进入自主创新的阶段。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时候什么都要去自己做，成本高，风险也很大，有很多东西不是一两天就能够补齐的。技术进步有一个过程，不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从这个角度来讲，至少最近几年，我们要有思想准备，我们的经济发展会遇到一些冲击，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可能放缓。对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现在的国际环境确实变得比较险恶，应该高度重视，努力形成新的发展动力。要做的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围绕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改革我们的各种体制和政策。同时，要坚持两个“大循环”，国内大循环很好地利用国内市场，同时坚持多边主义，跟其他国家更多地发展贸易与合作，更多地知识交流，向世界各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同时加快提升我们自己的创新能力，才能保持长期持续的增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