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3年疫情，今年我国经济逐步进入回升轨道，但增长速度低于预期，特别是需求不振。更重要的是，稳增长的老办法不行了，新办法是什么，似乎还处在迷茫状态。”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表示。

  8月3日，一场以“凝心聚力拥抱品牌新力量”为主题的“2023第十三届中国房地产品牌发展大会”在北京举办。刘世锦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以新一轮结构性改革稳增长促转型”的主旨演讲。

  他从当前经济形势、需求的结构性变动、稳增长的着力点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刘世锦认为，过去10年，高速增长期主要驱动力量基建、房地产、出口，在经济下行时抓一下还管用，但这一次房地产长时间负增长、基建投资难持续，出口也是下行态势，原有动力全方位触底，新老动能衔接出现脱节，由来已久的结构性矛盾水落石出。

  “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5.5%，如果全年增长速度达到5%，与去年平均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只有4%，低于潜在增长率。”刘世锦说，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政策应对也有改进之处。

  需求结构和投资格局发生了变化

  扩消费是2023年经济复苏之年的关键词。

  刘世锦在研究中发现，最近几年中国的需求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消费增长更多是由发展型消费拉动。

  他建议，下一步着眼点要从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消费增长的重心主要是以社保、医疗卫生、教育、文体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与基本公共服务密切相关的发展型消费。

  “这一点要引起足够重视，发展型消费和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直接相关，4亿中等收入人群与9亿中低收入人群存在着巨大结构性需求缺口。”刘世锦说，扩大需求不能用老眼光来看现在的结构，要立足新的实际，形成新的共识。争论重振经济靠消费还是靠投资意义不大，真正的问题在于现阶段消费和投资的增长是什么，增长机制是什么。

  在刘世锦看来，投资格局也出现了重要变化。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老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房地产”已经转向新三驾马车“制造业、基建、服务业投资”，服务业投资比重已超过房地产投资，上升至第三位。

  “中国房地产投资下降是符合规律的。”刘世锦表示，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影响比较大，已经从过去多年的高速增长转向平稳增长，增长的潜能已经发生了转折，但不应该是相当长时间的负增长，至少要保持正增长。即使中国经济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房地产也依然是国民经济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行业，它的带动力比较强。

  “只是现在房地产出了问题。”刘世锦说，房地产行业增长进入回落期后，通俗地说，应该小心“伺候”，使它缓慢平稳地回落下来。“中国还有很多人要住房子，一部分住房需求还没满足，所以应有必要的政策调整，使房地产回到合适的位置上。但有个前提要清楚，中国房地产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从供给侧来讲，受需求减速影响，传统产业进入下行通道，需要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的新先导产业带动产业更替和升级。“现在房地产下滑过快、过深，引发了全局性的冲击。企业家预期不稳、信心不足，也制约创新活动和新先导产业的成长。”刘世锦表示，在需求和供给双重冲击下，政府、企业和个人资产负债表都经历着从数量扩张型向效率导向型的转换，这个转换非常不容易，通常是被动和危机倒逼的。

  经济稳增长要从宏观政策

  转向三大结构性改革

  “宏观政策还能做什么？3年疫情宏观政策已经尽力且呈疲态。”刘世锦提到，近一段时间M2保持12%左右的增速，而GDP平均增速不及5%，利率水平处在近年低点，人民币与美元利率倒挂幅度扩大，货币政策继续放宽的空间已经很小了。财政减税让利力度很大，各级财政已经绷得很紧，仅有的一点中央发债空间，如果导向不对，也可能是加剧而非缓解经济转型困难。

  他认为，如果把稳增长注意力继续置于宏观政策上，副作用将会加大，更重要的是将会再次错失结构性改革的时机。“并不只是宏观政策可以短期见效，具有扩张效应的结构性改革同样可以有立竿见影之效。”刘世锦说。

  对此，刘世锦建议，启动短期稳增长、中长期增强发展动能的新一轮结构性改革，一是以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需求侧结构性改革；二是以稳定房地产等既有支柱产业，激发企业家精神助推新先导产业发展为重点的供给端结构性改革；三是以扩大有效需求、转换资产负债模式、化解防控风险为重点的资产负债端改革。

  二十大报告提了一个核心目标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同时对于中国式现代化提了一个量化指标，即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讲，今后一些年，实际上要上三个台阶：第一，人均收入132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第二是人均收入2万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第三才是3万～4万美元，平均3.5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

  刘世锦说：“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现阶段中国有两大增长引擎，就是横向需求空间和纵向升级动能。

  从横向看，需求的扩展空间还比较大，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发展型消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实质性扩大对既有支柱产业的需求。提高对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激发需求潜力。“有一个说法，农民进城带动消费增长30%，如果基本公共服务到位，又可以增长30%。近9亿中低收入阶层如果能够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对现有产业将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拉动。”刘世锦说。

  从纵向看，通过稳定预期和信心、改善营商和发展环境，激励企业家精神，推动创新、新先导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需求端改革为牵引，供给端改革为重点，资产负债端改革守底线，助推两大增长引擎。”刘世锦概括道，中国需求增长潜力还很大，要通过重要政策措施扩大有效需求。

  他提出了几条建议：

  第一，对进城农村人口实施基本保障住房建设工程，也可以收购滞销的存量住房转为农民工保障房。

  第二，实施为期3年的以近3亿进城农民工为重点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攻坚计划。

  第三，放开除个别例外，包括一线城市在内的房地产限购、限价。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思维方式，放开后房价暴涨的可能性很小，应更多地由市场起作用。

  第四，在城市群、都市圈的城乡接合部，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进入市场，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允许农民宅基地向集体组织之外转让、抵押、担保等交易行为。

  第五，允许城乡居民双向流动和置业，带动居住条件改善和消费结构升级，同时增加城乡居民的财产性收入。

  不再按所有制区分国企民企，

  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

  7月19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共31条举措，在社会各界引发强烈反响。

  对此，刘世锦认为，现阶段亟待在民营经济发展问题上有大的理论突破，为中国经济由要素驱动转到创新驱动，为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远景目标提供重要理论基础。“当务之急是要把中央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31条切实落到实处。”刘世锦说，下一步，要在理论和政治上进一步理清民营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并做到三个区分：把工业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托企业家才能，优化配置资源的民营企业区分开来；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把企业家才能的特殊贡献和价值与剥削区分开来。

  “明确企业家才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非常稀缺和宝贵的资源，以企业家才能为依托的各类企业都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组成部分。”刘世锦强调，随着市场经济越发展，以所有制来划分企业，越来越脱离实际，不符合现实。

  因此，要探索一些新的举措。他建议，不再按照所有制划分企业类型，不再区分国企民企，改为按规模、行业、技术类型等特性划分企业，并以这些特性制定相关政策。企业是以企业家为核心的组织形态，出资人所提供的资本只是投入企业的要素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劳动力、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仅从资本来界定企业性质有很大的片面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资本所有者的多元化和相同融合已成常态，现实中要找到纯粹国有或纯粹个人所有的企业越来越困难，国有企业往往有大量个人投资者，民营企业也可能有不少国有股东。以资本所有者属性界定企业类型已经严重脱离实际。另一方面，投资者可按出资人类别划分，如中央国资投资者、地方国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者等。

  “在纠正所有制歧视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改变行业准入标准、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不平等的潜规则，以此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刘世锦说，各地营商环境到底好不好，要以这方面的内容作为重要衡量尺度。

  刘世锦表示，新时期改革仍然要讲“摸着石头过河”。改革开放40多年了，还有这个必要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不同时期要解决不同的问题，要过不同的河流。现阶段面临的就是如何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依然会面对大量未知和不确定因素，但必须要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