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需要有一个较高的城市化率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1992年以后全国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19个百分点，是1952年～1978年平均速度的5.7倍，相当于同期世界平均速度的近3倍。今后几十年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仍将持续，这是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大变动时期，以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断言，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和改变世界面貌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我们不能不特别关注这种快速城市化的总体趋势及其终极状态。21世纪中叶我国将实现城市化。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稀缺的自然资源，我国需要有一个较高的城市化率，换言之，我国的城市化率应在75％～80％，甚至更高些，方能适应届时的城乡协调发展和优化人口布局的需要。按2050年全国总人口16亿、城市化率75％计，或者按全国总人口15亿、城市化率80％计，以2004年我国城镇人口5.4亿、城市化率41.76％为基数，今后46年城市化率每年分别增加0.72个和0.83个百分点（我之所以把城市化速度估计得低一点，主要原因是对每年1个以上甚至2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表示怀疑）。每年的城市化率提升幅度虽然不大，但城市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达1435万人。即使如此，届时的农村人口分别为4亿人和3亿人，前者超过占世界陆地面积12％的南美洲总人口，后者超过与中国陆地面积相近的美国总人口。

　　 二、合理的城市化用地增量不会影响我国粮食安全
　　城市化建设要占用大量耕地，保护耕地是基本国策。但城市化用地是更集约的用地，城市化的实现为更好地保护耕地提供了条件。首先，我国城市化用地增量只占耕地存量一个很小比例。以2004年为基数，2050年城市人口按12亿，城市人均用地按100㎡计，城市化用地增量约为9900万亩，折合占用耕地7000万亩（垦殖率按70％计），约占目前全国耕地存量的3.8％，平均每年占用耕地152万亩，约占目前全国耕地存量的万分之八。无论是开发、复垦、整理，还是耕地单产水平的提高均可弥补而有余。其次，我国城市化用地增量与农民进城后农村居民点占地减量之间，理论上存在着后者大于前者的置换关系，当然如何置换是一个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我国农村居民点人均占地一般在150㎡以上，以2050农村人口4亿，农村人口净减少3.6亿（2004年7.6亿）计，农村居民点占地可减少8100万亩，冲抵上述城市化占用耕地有余。当然这里有居民点复耕后质量低于被占耕地问题，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差异能够消除。再次，过去几年我国耕地确有较大幅度减少，一些城市建设用地存在浪费、闲置也是事实。但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不是城市建设用地，城市建设中土地浪费、闲置应通过相应的法规去解决。1996～2004年8年我国耕地净减少1.14亿亩，其中生态退耕9708万亩。2003年是全国耕地净减少较多的一年，当年耕地被占用4272万亩，其中生态退耕3356万亩，占78.6％；农业结构调整占用耕地497万亩，占11.6％；城市化和各项基本建设占用耕地344万亩，占8.0％；各种灾害损毁耕地75万亩，占1.8％。当年整理、复垦、开发增加耕地466万亩，耕地净减少3806万亩，占8年耕地净减少总量的33.4％。因此，耕地稀缺和粮食安全都不能构成限制城市化用地理由，构建一个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土地制度，保证城市化建设用地的合理供给乃是上上策。

　　 三、集中型城市化是我国必由之路
　　我国人口密度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0％，陆域面积虽有960万km2，但由于平原面积比例小，荒漠高山比例大，宜居面积只占45％左右。人均宜居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1/10。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不仅决定了我国必须有较高的城市化率，而且与我国各地自然资源禀赋和人口产业的极度不平衡一起决定了我国必须走集中型城市化之路。所谓集中型城市化，其一是城市规模结构的集中化。不管我们主观愿望如何，不管我们怎样宣扬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都将主要表现为大城市和中心城市的率先发展，大城市的数量多，平均人口规模较大，占城市人口的比重较高，对区域的带动作用强。例如在发达国家，50万人口即被称为大城市，在中国只能算作中等城市。其二是城市布局的集群化。不管我们对城市均衡布局多么向往，我国的大多数城市仍将主要分布于人口、产业更为密集的东南部沿海和大平原地区，并且表现为若干个不同等级和影响力的大都市密集区的形成与发展，在全国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引擎和主力军作用。例如目前已经形成和已现雏型的11个都市密集区，国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6.3％，2002年人口约占全国的30％，GDP约占全国的60％。今后10～20年11个都市密集区的聚集趋势仍将继续，其人口和GDP将分别占全国的1/3和70％以上。其中长三角、珠三角（不含港澳）、京津唐三大都市密集区国土面积占全国的不足2％，2002年人口和GDP分别占全国的12％和34％，2020年前后将分别占全国的1/6和40％以上。其三是城市空间土地利用的集约化，即规划界所说的紧凑型城市。主要表现为在有限的城市空间上布置较高密度的产业和人口，城市用地单位面积有较高的产出。其四是城市功能区（小区）和单体建筑物的紧凑型规划布局和设计建设，以达到节地、节水、节能、节材、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因此，建设紧凑型城市就是建设节约型城市，根本目的是提高城市资源配置效率。

　　四、正确处理紧凑型城市与绿色人居环境建设的关系
　　建设紧凑型城市和建设绿色人居环境是城市规划建设理念的根本性变革，两者的目的都是提高人民福祉，推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都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但由于两者的约束条件不同，侧重点不同，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建设紧凑型城市的基本约束是土地资源稀缺，特别适宜建设城市的土地稀缺。建设紧凑型城市的目的是节约建设用地，充分发挥城市基础设施使用效率，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要内容。但随着城市紧凑程度的提高，其单位面积建筑成本和运行成本也在提高，生态环境受到的干扰更加强烈，空间资源更加稀缺，地价、房价也随之上升，也就意味着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更为激烈，其协调的难度大大增加。而绿色人居环境建设有赖于空间资源的有效供给和优质生态环境的供给，例如公共绿地面积和小区公共设施的增加，容积率、建筑密度的控制等等，而这一切又都要以增加用地和投资为条件。人居用地和投资的增加要进行机会成本分析比较才能决定取舍。紧凑型是我国城市规划的方向，绿色人居环境是小区建设的目标，这是多难的选择，是成长中的烦恼。其关键是两者关系的“度”如何把握。破解这一难题，有赖于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建筑材料专家、地理信息专家的创造，也需要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环境学家、管理学家、人文学家的加盟，更离不开包括建筑工人在内的广大市民、开发商的积极参与和政府的主导与协调。限于知识结构，我能说的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没有十全十美，否则就没有其事物存在的空间。人们只能根据约束条件和主要目标进行选择。协调两者的关系要从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依据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科学技术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特点，使两者达到合理的平衡状态。但这里的协调不是同等，也不等于同步，而应针对当时的主要矛盾，有所侧重，有所不为而有所为；平衡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约束条件和主要目标的改变而改变的动态平衡。对于与此密切相关的又常为人们所责难的城市摊大饼现象，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一，在我国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现有城市的扩张是主旋律，多数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的摊大饼式的向外扩张具有必然性。第二，如果一个城市在摊大饼式的向外扩张的同时，原有城区仍在加高、加厚、加密，那么对这种摊大饼就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概否定显然有些简单化。第三，少数大城市不走摊大饼式的扩张之路，就要建设隔离带，建设新城、卫星城，构建组团式布局，但同时也要扩大城市规划建设用地，建设更长的城市交通线路和其他基础设施管线，支付更高的城市运行成本。第四，少数城市形成的组团式布局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地貌地形约束所致，不足以成为否定城市摊大饼式扩张的依据。

　　　　　　　　　　　　　　　本文系作者在《第三届中国人居环境高水平论坛》上的发言
　　　　　　　　　　　　　　　　　　　　　　　　　　　　　　　　　　2005年9月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