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而瑞]从一二线城市“就地过年”比例看城市粘性

  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2021年春节各地方政府倡导“就地过年”，许多流动人口选择配合政府决策，留在工作地过年，使得2021年春节流动人口规模大幅减少。但由于各地政策、流动人口情况等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就地过年”人口比例各不相同。据智联招聘对异地就业人群的调研数据，这些就地过年人员的特征也比较突出，包括与家人同住、来自农村、收入较高等。考虑到“就地过年”人员的特征标签，一定意义上讲，能留下更多在“外地有家”的人，说明该城市的人口粘性更高，亦与城市购房需求和能力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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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全国春节迁徙总量减少44%

  一二线城市“就地过年”响应度更高

  受“就地过年”政策的影响，2021年春节前后全国总体迁徙量仅为2019年同期1的56%，较2020年同期也有18%的降幅。分能级来看，一二线城市“就地过年”比重略高于三四线城市，反应在人口迁徙指数上即降幅更低，其春节期间人口迁徙规模是2019年同期的54%，比三四线城市低了约4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一二线城市“就地过年”政策落实程度更高，也与智联招聘调研的高收入、来自农村等异地就业人群特征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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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跃居春节迁徙规模榜首

  政策响应度较高的京、沪排名明显下滑

  分城市来看，广州替代北京，成为2021年春节期间人口迁徙总量榜首城市，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一是归功于南方地区疫情比较稳定，二是由于广州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的城市，产业工人依然占据较大比重，由于居住条件相对欠佳，这类人群“就地过年”的意愿尤其低，因此春节期间人口迁徙规模跃居全国第一。成都较2019年提升了2个位次，居于第二位，深圳则排在第三位，前三甲城市均是人口规模较大、外来人口比重较高的城市。

而被广州取代的北京，受疫情的影响，春节期间人口迁徙规模较2019年下降了11个位次，降至12位；重庆也下降了4个位次，居于第10位；上海也下降了1个位次，居于第6位。值得注意的是，三城均为直辖市，城市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尤其是京、沪，在春节之前两城均有零星、散发病例出现，“就地过年”政策实施效果明显优于其他城市，因而2021年人口迁徙规模明显下滑。此外，受疫情影响相对较小的中西部城市排位有明显提升，典型如郑州和长沙，均提升了5个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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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石家庄、北京“就地过年”

  比重居前三甲，西部城市处于相对低位

  如果我们把2019年春节人口迁徙当作基年，将2021年春节期间各城市人口迁徙量与2019年农历同期相比，可以估算各城市“就地过年”的比例。通过测算，可以把这些城市分为三类：

  第一类，受确诊病例出现的影响，“就地过年”比重较高的城市。这类城市包含哈尔滨、石家庄、北京、长春、大连、天津、上海等，其“就地过年”比重均接近或超过六成，这些城市，无一例外，均是春节前夕有本地病例确诊、有中高风险区的城市。

  第二类，春节期间不涉及本地确诊病例的城市中，“就地过年”比重最高的城市，这类城市值得重点关注。这类城市包含重庆、宁波、南京、苏州、青岛、太原、杭州、武汉、厦门和福州，其“就地过年”比重均超四成。从区域分布上来看，这类城市大都集中在长三角区域，这类城市由于产业、经济比较发达，尤其是“抢人大战”之后，获取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比较多，这些人群的收入水平上明显优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人群，同时在“就地过年”的补贴上面，力度也比较强，典型如杭州，对给予“就地过年”的人群给予1000元补贴。在高福利、高保障、高预期的影响之下，这类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粘性也更高，外来人口购房需求的转化比例更值得看好。

  第三类，就地过年比重较低的城市。这类城市大都集中在中西部区域，譬如长沙、南昌、郑州、成都等城市，“就地过年”比重均低于四成。至于原因，一方面，这些城市疫情比较稳定，不涉及疫情中高风险区，受“就地过年”政策影响较小，另一方面，这些城市产业相对低端，城市粘性相对较低。此外，受人口基数较大、流动人口比重更高的影响，广州、深圳等城市就地过年比重也较低，也不足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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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宁波、南京、苏州等长三角城市粘性更强

      楼市潜力更佳

  综上，受“就地过年”政策的影响，2021年春节前后人口迁徙规模较2019年农历同期大幅减少，尤其是一二线城市，就地过年的比重高达46%。除那些因为零星病例散发的石家庄、北京等城市，“就地过年”比重比较高的就属杭州、宁波、南京和苏州等长三角城市了。

  大量的人口增加，尤其是杭州、宁波等年轻的高学历人口纷纷落户，这类人群很快面临着结婚安家，一方面本身的收入水平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家庭对于其购房也给予较好的经济支持，这无疑对城市的“刚需”市场构成强大的支撑，需求转化率也会大大提升，这类城市的粘性更强，总的来看楼市长期发展无虞。

  四城之中除了苏州之外，其余三城2020年商品住宅成交规模均有显著提升，尤其是宁波，2020年商品住宅成交规模高达1629万平方米，同比2019年涨幅高达18%，创下了历史新高。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宁波近些年常住人口的产业升级，其带来了大量的新增就业需求，助力大批人才前往宁波安居就业。据政府公布数据，2019年宁波博士后工作站新设数量28家、授牌数量30家，分别占全省总数的20.5%和25.2%，均居全省第一，首次超越杭州；目前，宁波68家产业技术研究院已集聚各类人才3万多名，2018年和2019年引进两院院士等顶尖人才数量达到17人，全市人才净流入率在2019年居全国城市第二位，制造业人才净流入率更是高居全国各城市第一位。基于其良好的人口吸纳能力、购房需求上自然无需担忧，加之其经济增长势头良好，购买力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楼市长期规模可以保证。

       此外，北京、上海等城市受零星病例散发的影响，“就地过年”比重处于较高水平。考虑到两城分别是我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高学历、高素质人才相对较多，即使未有疫情散发的影响，两城的“就地过年”比重也处于较高位，城市粘性也大概率高于杭州、宁波等城市，商品房市场、尤其是刚需产品依旧将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